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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

全球首席执行官们在忙什么?

福鲁哈尔:他们正忙于准备应对三种制度之间的竞争,除了美国和中国分别代表的制度外,还有科技巨头主导的网络自由意志主义。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有可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景,或许提振了市场,但企业界并不买账。这是我上周花了数天时间参加一场全球首席执行官(CEO)峰会的关键收获之一。他们正忙于准备迎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许多人认为,这一世界秩序不是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峙,而是自由民主及自由市场、国家资本主义以及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这三种制度之间的竞争。

可以把这三种制度称为“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以及我以Facebook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扎克伯格共识”(Zuckerberg consensus)。企业领导人知道“华盛顿共识”正在受到威胁,而世界上很多人将其瓦解归咎于大企业。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们希望延续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必须帮助创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形式。

在这场由科尔尼公司(AT Kearney)赞助的会议的头一个小时,我听到的有关“人力资本投资”和“优先考虑可持续市场”的言论,比我最近记忆中在任何此类会议上听到的都要多。然而,在这场于西班牙一处豪华度假胜地举行的会议上,很难对后一个承诺太当真。这里创纪录的高温让人尴尬地联想起与会者旅行和空调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我并不想太过苛责这些全球精英。与会者们在公共卫生、教育和气候变化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正如一家消费品集团的负责人所正确指出的,“没有一个健康的社区,就不可能拥有一家健康的企业”。许多对话的主题是管理技术冲击就业岗位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但对于如何修复资本主义(且不提自由民主),大家没有形成共识。各方还感到沮丧的是,那些想要依靠民粹主义笼络人心的政客们把矛头指向企业。“我不必去证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欧盟一位高管说,“我的企业就是我的贡献。”

首席执行官们一致认为,我们再也无法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开放市场。他们将美中贸易摩擦视为一场文明冲突的开端,这场冲突将持续数十年,并导致世界分裂。北京的国营模式让外界既嫉妒又怀疑。许多西方首席执行官表达了嫉妒之情,他们把中国的长远眼光与他们面临的来自季度盈利报告和维权股东日益增加的压力作了对比。

但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管担心,他们将为自己依赖于一个重商主义的中国而付出代价。来自亚洲的首席执行官看法并不一致。一些人认为,中国愈发高压的监控体系将被证明过于脆弱;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将为一个全新的、对东西方都有利的良性秩序奠定基础。

几乎所有人都赞同有必要对中国加深了解。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言,“我们需要从笛卡尔思想转向儒家思维”。但不少人押注,引领这一新秩序的将是企业——尤其是那些规模和实力超过多数国家的平台巨头——而非国家。他们可以开始以效仿政府的方式利用自己的优势,让对传统机构失去信心的年轻一代数字原住民成为自己的“公民”。

Facebook计划推出的数字货币Libra是会上的热门话题。一位与会者援引的统计数据显示,年轻人对加密货币的信任程度超过了对传统证券交易所的信任。与此同时,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已被提名为欧洲央行(ECB)下任行长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与会者担忧的是金融科技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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