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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史景迁眼中的邓小平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在过去300年里,中国领袖包括康熙、雍正,然后就是一个大跳跃:曾国藩,他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邓小平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雍正和曾国藩还要长。

“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一份报纸曾这样评价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英语世界,没人比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写出“更好看”的中国研究作品。据说史景迁教授是在咖啡馆中撰写那些历史著作的,浸泡在历史灰尘中的人物都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事实上,他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出生于1936年的史景迁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枯燥的数字与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而是那些活生生的个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雄心与感伤,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也尽量超越地域所限,而将之置放于人类普遍的经验与情感中。他更看重历史的连续性,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

这篇对话发生于2004前,那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人人认定正是这位杰出人物把中国引入了正确的航道。如今,5年过去了,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却陷入了某种停滞,实验精神正让位于一种新的僵化,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卷土重来。此刻,重温这篇访问,或许能够提醒我们,中国发展本应有的轨迹。

问:1997年,您在一篇悼念邓小平的文章中将邓小平时代与晚清时代相比较,您为何这样做?

答:我认为在这两个时代都出现了中国的“洋务派”,他们在接触外界、在改革内部构架、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时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仍然认为,他(邓小平)的作用在于推动他周围的人,让他们更加灵活。

问:所以,这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延续?或者,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完成?

答:哦,从晚清到邓小平时代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的动乱,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再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现代化”这个词的意义,因此这个术语正处于争论之中。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完成了变化的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还有不同速度的发展需要完成,中国的构造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断裂。我在英国和美国居住多年,这两个国家也存在巨大的断裂,也还有很多发展没有完成。

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是惊人的,从它的整个外观面貌来看非常明显,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社会是如此难于组织……英国和美国仍然在寻求许多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问题的解答。

问:您在您的书中说过,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循环。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打破了这个循环?

答:我希望我的观点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确实说过中国有一个内部不断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其他国家更常见的现象是分裂或者与邻国融合。今天,中国内部经济的联系当然是在不断加强,中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以走。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恒定状态,而是处于一个重组构架的巩固阶段。它仍然在扩展、在实验、在探索阶段,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风险。它需要一个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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