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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评官员的尺度》谈媒体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连清川:媒体和政治与政府,媒体和社会与公众,媒体和个体与私人,这三大关系中,媒体应该何时进,何时退?

在最高人民法院当法官的何帆,是这几年来在法律图书中最盛产的作者。除了自主写作之外,他的法律图书翻译,尤为可观。2011年年中,他连续出版了两部译作:《批评官员的尺度》和《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在中国司法界频遭诟病的今天,何帆对于美国司法实践的一系列引介,由不得人不敬重其写作的勇气,与思怀千古的深远。

《批评官员的尺度》是美国两度普利策奖获奖者、前《纽约时报》编辑安东尼•刘易斯的著作,叙述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如何通过审理《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确立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尤其是对政府进行批评的自由的过程。1960年代的美国处在黑人民权斗争最炙热的时代,媒体在推动黑人争取平等权利与免遭毒手方面起到了相当显著的作用。而南方各州包括政府、社会与民间,都视倡导平权的媒体为仇寇,试图通过惩罚而惊慑媒体。最高法院经此一役,不仅使美国媒体获得了自由报道平权运动的过程,亦使第一修正案从此成为保护媒体免遭政府干预的护法,遂使后来的《华盛顿邮报》揭露水门事件、《纽约时报》刊登五角大楼文件俱成为可能。

本案从发生到审理过程迂回曲折,风云变幻,读起来委实惊心动魄,不输于武侠小说。然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安东尼•刘易斯并不止步于此,从而延伸出第一修正案对于媒体的保护局限、媒体自身的伦理困境和社会与媒体之间的权争,一步步诱发关于媒体自由的全部讨论。

近期以来,毋论中外,媒体突然集中性地遭受到众多的指责,似乎媒体权限过高,成为了一个公共思维。《世界新闻报》所引发的对于默多克及其集团的新闻过度操作,中国诸多媒体低俗的娱乐报道,官方媒体对于主流新闻事件的置若罔闻,无不令公众对媒体有切齿之恨。

第一修正案诚然伟岸,然而若未明了媒体自身之本质,法律之保护、补偿与惩戒,都流于无谓。因而,这倒使我反思起媒体在与政治、社会和私人的权力争夺之中,其自身的角色定位来。

无论是美国那样的开放社会,还是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媒体与世界的关系无非三种:

媒体和政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媒体有否权力报道?报道是否有界限?批评是否有边界?

媒体和社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媒体报道社会,有否判断的权力?其伦理边界又在哪里?

媒体和个体与私人之间的关系:媒体可否介入私人生活?介入到如何程度算是合理?私人事务与媒体之间又如何取得平衡?

媒体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说到最后,无非是媒体何时进,何时退?

我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怕是要回答:媒体究竟是什么?媒体对于社会究竟起什么作用?

自19世纪以来,公众对于媒体的期许越来越高,而媒体的自我定位也是越来越正义化。诸如“第四权”、“无冕之王”等等帽子,已然成为公共认识。

然而,仔细查究,我却不能不说,媒体对于社会之贡献委实有限,其对于人类之进化、社会之进步、公共之健康,都流于表面。事实上,科学、书籍、法律,都在实质意义上推进世界之改良,而媒体无非以其资讯、意见与表达,呈现以上领域之进益,其本身并不生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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