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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重启中国发展动力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连清川:中国必须使已经普遍化的“个人化进程”固定化与彻底化,不仅让个人从国家严格管控中脱离出来,并且建设公共化的秩序与价值观,实现公民自治的社会。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家阎云翔先生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虽然出发点仅仅在于通过其学术田野考察,指出中国社会在1978年之后所出现的重大变迁,然而,他实际上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揭示了中国社会最大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个人第一次能够从社会、国家、群体之中脱离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无论从传统意义上而言,还是从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上而言,这才是真正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过,阎先生仍然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社会的这种个体化,乃是一个并不彻底、也与西方社会迥异的进程。“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意识堪称是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基础。……个人主义也包括自我约束的一面,意识到其他个体的平等权利,从而促进其他核心价值的发展,如平等和自由。换言之,个人主义不仅关注自我,它还调整着自我与其他平等个体之间的关系。”阎先生认为,国家严格管控的个体化进程、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误解以及无法提供个人化之后重新定义社会义务的“再嵌入”,导致了中国目前的个体化危机重重。

中国在1978年开启了市场化的道路之后,在30多年的时间里,结合全球化,创造了全世界未曾有过的经济奇迹。穷其根底,无非就是解放了束缚在个体身上的包括政治、经济上的重重限制,使个人能够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寻求个人的发展路径。

然而,30年之后的今天,部分地归因于全球经济的困境,中国已经陷入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困境之中。上层结构几乎已经穷尽了政策的边缘,在推动内需方面仍然无大进展;而在社会层面,官民之间龃龉日深,民间各阶级之间矛盾已经明晰;法制化建设经年累月,未有进益;宗教与伦理虚空,拜物成为通常现象。这一切,几乎都可以从这个不彻底的个人化之中找到答案。

细读书中对于个体化进程的描述,便可以发现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自始便有三重魔障:

缺乏秩序的个人化。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乃是中国摆脱困境努力的开始,方法与原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与开放。这种无序导致改革无方向,开放无目标,于是成为一艘不知所终的航船。随着经济政策对个人的松绑,个体惟有随波逐流,在这个庞大的航船上各自求生。社会的总体无方向,个体自然无目的。整个社会的每个个体的各自为政,促发了全体社会的原子化。

自私的个人化。由于改革开放并无一个总体目标,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的虚无,无法形成社会总体进化的共同福利的实质性终点,这也就意味着公共领域建设的虚无性和临时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选择和制定,注定无法形成社会共识,于是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也就无从形成。看不到共同目标的个人的选择便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罔顾社会总体福利和他人的平等权利。因此,也就自然形成了今天一切向钱看的最低等级形态的社会伦理共识。

组织缺位的个人化。个人化的普遍演进,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家力量的退却,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公民自治社会。公民自治社会的典型形态就是公民自由组合成为各种力量,与政府、企业、其他公民组织之间进行博弈,从而寻找自我社群的整体利益,客观上推进总体的社会福利。但是,中国的个人化进程却与国家严守控制领域同步。这意味着一方面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程度增加,同时国家直接管控个人的形态却没有放松。缺乏中间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一方面增加了与国家之间摩擦的机会,却根本无从保障和稳定个体的利益;另一方面,社群共同利益的缺乏,也就使所有个体对于自我利益的防守更加严重,原子化运动更加强烈,国家整体的离心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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