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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

警惕“庸医政策”

FT专栏作家布里坦:政府要管自己管不好的事,往往会出台“庸医政策”。一本新书列举的此类实例包括:对酒类设定最低价,打击“被动吸烟”、应对全球变暖以及“幸福工程”。

什么是“庸医政策”(quack policies)?它是由作者杰米•怀特(Jamie Whyte)为那些声称基于证据但经不起推敲的政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他在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IEA)出版的《Quack Policy》里列出了这种政策的实例。他列出的主要实例是,试图对酒类设定最低价,打击“被动吸烟”、应对全球变暖以及“幸福工程”(happiness engineering)。本书由推崇自由市场的IEA出版,他挑毛病的那些政策得到了政界左翼和中间力量的支持(包括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这个事实可能会让很多人忽视这本书。那将是他们的损失。

我们周围的“庸医政策”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这些政策通常会从真正的关切出发,然后一边倒地夸大它,但最重要的是,不相信国民可以管好自己的事。很多这样的政策都被描述为基于证据,尽管这些证据并不总是指向所谓的结论。其中有两个典型的谬论。第一,它们忽视了人们从那些被阻止的活动中所获得的好处。第二,它们忽视了被发现的那些替代品可能会与原来的活动一样有害。例如,在酒精税收颇高的北欧国家,自己酿酒的人比其他国家多很多。

更为基本的错误是参考不足。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话:X活动会让你得到Y的几率扩大一倍。但除非你知道这种几率的基线是什么,否则这种信息的价值很小。据称,“被动吸烟”将增加不吸烟者患上肺癌的几率。但非吸烟者患上肺癌的几率非常低,为0.3%,因此这需要几率大幅提升才能让禁止被动吸烟的说法变得合理——如果能够做到禁止被动吸烟的话。

并非所有被动吸烟都是自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吸烟者对子女的影响。但禁止在封闭的公共场所吸烟可能会增加在家吸烟,从而加大孩子的危险。那些对于禁烟或大幅提高吸烟代价的提议感到得意的人,往往忽视这些影响。

建议政府应提高幸福感的人,其立场尤其站不住脚。如果这只是意味着,让人们在可行范围内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偏好,那么这应该不会引起什么争议。但倡导“新的幸福学”的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打算。他们希望支持那些他们认为将让我们感到真正幸福的活动,同时阻止其他活动。首先,这些倡导者们必须依赖自我报告的衡量结果,而我们不知道这与“真正的幸福”有什么关系。但怀疑者可能有些过分。怀特提出,任何衡量工具都不能将一个80岁老妪对她的猫的喜爱与一个17岁男孩对女友的爱相提并论。但我愿意声称,在拥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两人都要比身处集中营时更幸福。幸福可能可以用序数(而非基数)衡量。但幸福的倡导者(包括当前的英国政府)超越了这一点,他们拿出他们希望倡导或阻止的活动的完整清单。

幸福政策要么指的是满足偏向,让人们在看到自己的利益时增进这些利益,要么指推动政客和作者认为将增进真正幸福的各种活动。幸运的是,这些作者之间意见不合,这让我们有一点点空间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提高幸福感,就像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所暗示的那样。

在很多方面,怀特研究中最有趣的一部分是他的最后一章,他在这里探讨了在我们知之甚少的领域(对我们多数人而言,这是大多数领域)应该相信什么。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遵循专家的意见。但我们应该坚持了解他们的信念的可靠性。运动速度低于声速的中等尺寸物体的基础物理知识具有良好、扎实的根基。气候学则不属于同一类。其长期预测还没有得到验证,短期预测的成功程度则不尽相同。社会生物学、宏观经济学以及部分量子力学也是这样。多数学科缺少的是专家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信任度的声明。

但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外行人的夸夸其谈。例如,很多人援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话说,多数人仅利用了10%的智力。但他怎么可能知道这点?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神经学家。这些都不是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窄领域的理由。但在援引权威的话时,要注意“专业能力滑坡”。如果爱因斯坦现在还活着的话,他对于美联储政策的观点将会很有意思,但也仅此而已。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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