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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火与怒,过度愤怒带来的问题

埃利森:现在的不容忍氛围让我们对一切过失不论大小都猛烈倾泻愤怒,丧失理性、善意和原谅他人的意愿。

送人一束鲜花是一个可爱的举动,但随附卡片引起的情绪就不一定美妙了。服装设计师乌里扬娜•瑟吉安科(Ulyana Sergeenko)在给她的俄罗斯同胞、科技行业创业家米洛斯拉瓦•杜玛(Mira Duma)的卡片上写道“致我在巴黎的黑***”。当这张卡片的图片最近被上传到Instagram时,公众的反应很迅速、也很强烈。

杜玛在她的Instagram 限时动态(stories)中分享了这张图片。但由于她对“黑”开头的这个词漫不经心的态度,被谴责为种族主义者。设计师和她的朋友成了白人特权观念的化身。公众愤怒了。事态迅速升级。几个小时后,另一段杜玛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杜玛今年32岁,她已成功创建了一个全球性平台,以此作为推广可持续时尚和道德时尚的大使。在这段2012年拍摄的视频中,杜玛以俄语发表了跨性别恐惧言论:“我们永远不会刊登与安德烈雅•佩伊奇(Andreja Pejic)这类人有关的内容。”她指的是第二年将以变性人身份出现的跨性别模特佩伊奇。“我们会对Buro(杜玛公司的在线杂志)的内容进行审查。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登载内容的美感和纯洁性。”

这段视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杜玛被免去了一家她联合创办的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她的道歉—— “六年前的我与现在的我完全不是一个人”——只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随后的24小时里,杜玛彻底声名扫地了。她随后关闭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

这就是网怒现状。犯一个错误,其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会快速漫延。杜玛和瑟吉安科都请求得到宽恕。她俩都表示,作为社会自由和态度都与西方有一定距离的俄罗斯文化的产物,她们或许应该得到一定的宽容。但几乎没人愿意原谅她们。

我并不想为这些行为找借口。但是,公众反应的强烈程度有些令人不安,特别是该事件是同时在社交媒体上发生的十多起丑闻之一。目前这种不容忍氛围每天都会挖掘出新的罪行。我们对作家、令人讨厌的沙文主义者托比•杨(Toby Young)无比愤慨。在批评者曝光了他过去在Twitter上发表的一系列性别歧视言论后,他在屁股还没坐热的情况下,被迫辞去了英国教育监管机构“学生办公室”(Office for Students)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职位。他可能也不是那个曾经的他,但因没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在线历史就留下了罪证。因被指责在一次听起来有点可怕的约会中作出极其糟糕的判断,或者是骚扰举动,喜剧演员阿齐兹•安萨里(Aziz Ansari)看到自己的职业生涯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对布鲁斯•韦伯(Bruce Weber)和马里奥•特斯蒂诺(Mario Testino)的性行为不端指控已经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阵狂潮,网上的留言又出现了更多含沙射影的指控。

当所有过失都会遭到同样的怒骂时,每个过失的严重程度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了。当我们从一桩丑闻转到另一桩丑闻时,我们表达愤怒的速度和强度几乎没有波动。借用当下的新词,在这个我们既当法官、又当陪审员、又当行刑者的世界里,我们都是举报人。天啊,我们感觉太好了。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抖出来是为多数人谋福利。

我们多么喜欢自己发出的愤慨的声音。但是,我们真的感到愤怒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对一个新的秩序感到兴奋不已,在这个秩序里,我们找到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发声的平台?我们真的在乎吗?还是说,我们只是通过把别人的错误抖出来作为展示自己美德——坚持自己正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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