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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中国企业如何融入西方世界?

宋欣: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去掉在“神”性的光环,如何缩短机构、群体和个体与企业的距离并发生交互,这是每一个中国企业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中美贸易谈判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美国总统就再次化身“关税侠”(tariff man)强势宣布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加税,从外界看来,这似乎为中美贸易和解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是最终峰回路转的前奏。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在近两年不断出现摩擦,一方面是因为彼此的交互增加,变广的同时也在加深,摩擦是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却也给中西双方提出了新的挑战——是否存在“共赢”或者“多赢”模式?中西如何构建符合当下时局新的“求同存异”原则?这应该是一个多方努力的结果而不是问题。

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中西之间的大格局看似遥远,实则与每个公司息息相关:一则,自贸、关税等问题直接关系到贸易额;二则,中国企业在众多战略核心产业与西方企业形成的竞争日趋激烈甚至白热化,双赢的局面很难形成,中国企业即使突出重围,也很容易被贴上具有一定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公平竞争”标签;再者,中西之间无论是在国家政治文化还是企业文化上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这其中差异也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凸显出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他们如若不能捋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全球化战略将无从谈起。本文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融入西方世界的视角,从而帮助中国全球化企业深刻理解全球化背后的深层逻辑。

探究起来,中西合作和融入长期伴随着荆棘和艰辛。这种艰辛有来自微观层面跨文化合作、管理的难度,也有来自宏观视野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理解的偏差。追踪中国企业近年在海外发展的轨迹,特别是这一年来以美国为始作俑者,针对中国通讯企业中兴和华为的全球性抵制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大的危机往往通常都是在企业认知和防范范围之外被引爆的。对手在未知的盲区,在“暗”,而受攻击企业独自在“明”,因而在应对的过程中,往往会顾此失彼,无法予以有效、有力的回击。如何最大程度上避免此类危机的爆发,这不但需要企业对于市场有着深刻的洞察,更需要对于市场所在的国家和社会的有所理解,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多层次的互动。

应该说,中国目前有能力、有决心走出去的企业往往都是几经沉浮,在国内泥泞的商业现实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少数。也因此,这些企业的文化中难免会带有强烈的强结果导向的实用主义因子。这种以“实战”为基础而建立的管理原则让企业可以像常胜将军一样在国内呼风唤雨,然而却可能在西方世界吃苦头。究其根本,是因为西方的商业逻辑和中国几乎完全不同。从微观的层面来看,中国励精图治的管理者,以及情愿放弃一切拼搏事业的奋斗者,都带有强烈的“进取”文化惯性,这个特质主要是对发展速度的迫切追求,而在海外,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南亚、亦或是非洲,他们的效率总体低于中国、竞争惨烈程度低于中国,跨文化管理使得本地员工往往很难适应中国企业。此外,中国人的成功意识往往更浓,这导致他们往往用“有色眼镜”看外籍员工,这有碍于中国公司汲取外部营养,也势必让其本地化带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

宏观层面的问题会更加严重一些。中国企业在国内“讲政治”的方法与在融入欧美法治社会中应有的姿态大相径庭。在国内,企业“讲故事”和制造舆论热点是一种常态;然而,在海外,企业要么是单一的针对产品进行广告攻势,要么就是当彻头彻尾的“哑炮”。这样一来便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深西方公众对于企业商业角色的单一认知,错失了在欧美社会树立起一个立体而饱满形象的机会。懂得给适合的人“讲故事”的背后需要的是全球化格局,更具体来说是“全球本地化”的思维和行动,不做被动的危机应对者,而是主动的局面掌握者。所以,本文更加关注的是中国公司如何理解西方政治社会的根本,如何在这种大逻辑之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融入和危机预防。由于笔者作为第一位在欧盟欧洲议会任职的中欧政策顾问,长期工作中会有一些西方“体制内”的观点和视角,希望本文可以给中国的全球化公司更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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