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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民主党候选人为何避谈外交政策?

加内什: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三重惨败让千禧一代厌恶美国的世界领袖责任,这一代人很快将成为美国最大的选民群体。

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的职业生涯近乎完美,只留了小小的遗憾,就是未实现当上国务卿的梦想。在职业生涯接近尾声之际,霍尔布鲁克在日记中吐露心声。“这个问题时时浮现,”他在未能说服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接受他的建议后写道,“你打算这样继续下去多久?”

这句话出现在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为霍尔布鲁克所著的传记《Our Man》中。这本书前不久刚刚出版,作者的本意是用它作挽歌,送别这个“美国世纪”。这挽歌奏得太早。相对衰落是真的,但衰落的速度很慢。英国在19世纪后期失去了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但直到20世纪中叶才跌出世界强国的第一梯队。一段时间内,美国应该依然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相反,这本书更适合充当某一种类型民主党人的挽歌。霍尔布鲁克看起来外向、有外交手腕,但不排斥使用武力,渴望修复一切需要修复的地方,哪怕是没有触及美国利益的地方。从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到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时期,人们对这类人已经很熟悉了。如果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输掉2020年的选举,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指望这类人的回归。全球领导力取代狭隘和偏执。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来看,人们不应对这一点寄以厚望。

这场角逐已经展开好几个月,在20多名参加角逐的候选人中,几乎没有人对外交政策发表过任何值得注意的看法。国会议员塞思•莫尔顿(Seth Moulton)是主打外交政策的一位,但他的支持率严重落后。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是在外交政策领域拥有最多经验的一位,但他现在几乎从不提这茬。全民医保、减轻气候变化的计划——民主党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想法,但这些想法要么关注于国内,要么只勉强算得上跟国际问题有关。他们会说很多外交套话,比如尊重盟友、恢复失去的荣誉,但这些话都让人觉得流于形式。在这里引人注目的不是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或现实政治(realpolitik)。那些至少算得上政策,再不济也算得上冲动。引人注目的是冷漠。

美国的盟友们将会在先例中找到安慰。1976年或1992年的民主党初选也没怎么讨论国际关系。然而前者选出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他后来签署了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后者选出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他促成了巴尔干半岛《代顿和平协定》(Dayton Peace Accords)——具体负责谈判的是霍尔布鲁克。

不过,这次起作用的似乎是更深层次、跟代际变化有关的因素。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对公众态度的一项新调查发现,59%的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间出生的那些人——以及比他们年长的人,都认为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领导角色””。只有45%的千禧一代以及比他们年少的人持同样看法。你可能会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看法会发生变化,但是居于中间的“X一代”(Generation X)的这一比例仅为46%。事实上,许多千禧一代人以及他们之后出生的人“对任何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问题都没有任何强烈的看法”。

换言之,最愿意让美国承揽国际责任的美国人,委婉地说,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陆续不再投票。政府必须越来越多地迎合更在乎国内问题的选民。外交政策制定者可能宁愿在一个奉行基辛格主义的小圈子里发挥他们的才能,与乌合之众隔开,但因为普选权之类的麻烦,他们往往无法如愿。因此,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三重惨败让千禧一代如此厌恶美国的世界领袖责任,是很要紧的事情。这一代人很快将成为美国最大的选民群体,并已经在界定民主党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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