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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需要怎样的法律体系?

赵鹏:在很多领域,可以看到新的技术发展和商业形态的变化确实对法律提出了系统变革的要求,这在涉及政府管制的法律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

关于平台经济,经济学更加关注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在提升经济活动效率方面的潜能以及它所引发产业形态的变化。法律界则相对更为关注在新的经济模式出现了之后,我们既有法律的体系能不能和它契合,还是需要调整其规则体系。

实际上,经济活动的创新一直在持续,但是它并不必然提出法律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家电零售行业,从传统百货市场一个小角落的家电零售到国美、苏宁这样的大卖场,再到京东这样的电子商务,它的商业模式一直在变,但是它似乎并没有对法律系统提出变革的压力,既有规则的体系可以非常有效地适用。

还有一些领域,随着经济形态的出现,可能需要法律的微调,比如共享单车的问题,对我们法律体系而言,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占用城市道路空间的问题。根据公物法的原则,道路作为公物必须按照本来的目的即保障通行服务于公众。因此,传统上,我们对占道经营活动有非常严格的管制。但是共享单车虽然会占用道路,但本身也是服务于出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放松管制的法理。因此,它只需要既有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些微调。

但是在很多领域,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技术发展和商业形态的变化确实对法律提出了系统变革的要求,这在涉及政府管制的法律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相较而言,民法的规则更为概括化、更为抽象,结合新的社会生活事实进行解释余地是比较大的。例如,我们的合同法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就不需要太大的调整。但是,涉及政府管制的法律有所不同,因为管制是根据过往典型的商业形态设计的。而典型的商业形态变化以后,既有的法律规制体系就很难匹配。因此,永远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如何调整法律的管制体系,让它既能够为创新容纳空间,同时又能够保障一些基本价值得到妥善保护,从而防止监管套利,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从现实来看,互联网兴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挑战既定规制结构的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早期互联网的兴起造就了两个方面的革命,一方面是通过将信息还原为比特这样的通用语言,革命性地降低了信息存储和复制的成本;另一方面是,点对点的传输结构导致不再依赖中心节点来进行信息传播。过去我们的信息传播都是依赖于一个中心节点比如电台、电话的中央交换器、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媒体,而互联网点对点的交互方式促成了信息生产端和接受端民主化革命。但它同时也带来了既有规制结构的不适应。

我们在过去法律规制体系中,总是有一些节点扮演着看门人的角色,比如对于控制谣言、保护版权等,传统中心节点的媒体、电台、报纸本身就富有相当的义务,法律正是通过施加注意义务让它控制这些危害。但是点对点的信息传播结构兴起之后,不再存在这样的中心节点,法律的实施也就没有了这样的看门人,这就需要发展出新的规则来控制谣言、保护版权。

实际上,现在的平台经济只是这场革命从线上慢慢扩展到线下。也正是因为平台在整个经济交往活动当中的角色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一直在追赶它,一直在不断调整对它的定义。20年前,无论是《侵权责任法》还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基本上把平台定义为一个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也就是说,平台和它所促成的交易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只是在提供有关交易的信息服务。也正是基于这种信息服务的定性,法律给予了平台大量的责任豁免。但是,慢慢地,我们发现,这种信息服务对整个经济活动组织中心作用变的越来越明显,通过数据、信息,平台可以控制物流、控制整个交易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将平台定义为信息服务就不那么合适了。所以,从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开始,法律慢慢调整为将平台定义为一种在线市场,这种定义最终在《电子商务法》里得到了系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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