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徐建国：增长的原因是什么？索洛模型强调各种要素的作用，其实是更深层的制度的结果和表象，深层的改革才是中长期增长的基础。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陈建奇：“限购限贷”旨在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需求调控为何无助房价下跌？当前中国房地产调控措施尚未触及住房持有环节成本，征收存量房产税或是方向。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一季度宏观数据指标走势分化，提示宏观经济欲稳而未稳。考察十年宏调实践经验教训，现行过于侧重非价格手段的宽泛化宏调体制亟待改革。

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建国：中国通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农产品通胀远高于非农产品通胀，这至少部分可以归因于饮食浪费。节约运动或许可以帮助抑制这部分通胀。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中国粮食产量“九年增”是农业革命的表现之一，又与此前过量库存有关。面临劳动力“量减年老”和环保压力等限制，中国需要持续进行制度创新，发掘农业增长潜力。

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建国：中国农村中的年轻人为何不愿种田？一句话：不划算。农地“赠耕”，也成为中国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不管愿不愿意，土地规模经营都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中国决策层去年采取稳中求进的方针谋求稳增长目标，有利于后续宏观经济稳健回升。即便去年GDP增长率为7.8%，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仍会有增无减。不出意外，今年经济增速可达8%-8.5%。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世界经济室陈建奇：“改革”是中共十八大关键词，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迄今仍未面世。其所面临的四大难点，核心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

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建国：中国最近引发众多争议的新交规，反映了规则制定程序的不合理，也折射了立法理念的偏差。一个好的制定规则的程序应包容各方意见，社会学习速度也会因此加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建国：克鲁格曼关于亚洲奇迹的预言仍为人津津乐道，但笔者认为传统的增长核算或许低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帆：中国的市场化只进行了一半，改革远未完成。改革不仅指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还需要完善整体经营环境，中国的改革未来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中国经济减速是全球减速的重要组成与派生结果，未来需着力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为新一轮自主性景气增长到来积极创造条件。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纵观过去四年全球经济大势，中国经济已经历相对完整的宏观周期，并凸显更大的能动性。但在内外环境快速演变背景下，对一些新政策问题的边界选择与能动性认识，也有必要进一步反思探讨。

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建国：耶鲁大学席勒教授是笔者很喜欢的一位学者，他近期重点建议了五个金融创新；这些创新乍听来很新鲜，但大多经不起推敲，值得商榷之处颇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如需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别无他法。改革的核心应该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退出。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随着各类大宗商品价格近来趋于回落，资源出口国经济增长也呈减速态势。如果全球经济减速环境下商品价格稳中有降，则重要资源出口国经济增速也会相应受到制约。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流行观点言必称日本“失去的十年”，这一认识的前提有待商榷。日本经济未来有望继续维持“低增长稳态”，构成目前全球经济减速的特殊局部。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欧洲债务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一样，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史事件。在现行欧元体制架构无大刀阔斧改革前提下，“救助换紧缩”应对方针难以奏效，如何再造欧元？

编者按：欲问全球经济往何处去，或许应该先问全球经济近些年减速的根本原因。《CMRC朗润经济评论》近期特推出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教授的“全球经济减速调整”系列评论，敬请关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建国：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依然很落后，投资的空间依然很大。投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促进生产，还能迅速改善民生，大方向不会错。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建国：最近林毅夫再次表示中国经济2030年前都可能保持8%的增速。这是他坚持20年的预测，我想大家都希望这个预测继续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