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AI助手正在对你说谎。不过，这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它想讨好你。正如近期多篇新闻和研究揭示的，AI聊天工具正在让人沉迷其中、被操纵想法、甚至引发严重后果（《为什么完美AI伴侣是最差的产品？》）。 这一特性被称为“AI sycophancy”（AI谄媚性）：AI会生成用户想听的内容、无条件顺从、称赞用户，甚至为了迎合而编造虚假信息。
这种特性源于训练机制：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让模型学会了“怎样回答能让人满意”，却也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网友们似乎已经察觉到了问题，纷纷在社交媒体和论坛上分享提示词（prompt）试图驯服这个AI 谄媚者。除了“角色扮演”（“你现在是年薪百万的投行分析师，帮我优化这份商业计划书”、“五个prompts让ChatGPT成为你的私人职场教练”），还有一类特别火的指令就是如何让AI变得不那么“顺从”。比如：“从现在起不要迎合我”、“帮我找出我看不到的战略盲区”，“不要输出任何褒奖”、“不要输出任何表情包”等。
这类提示词多少有些自欺欺人。部分指令虽然可以改变输出结果，也可以迫使人使用AI时思考写作的目标，但我们仍需要系统性地研究来证实，谁、根据何种标准证明“反马屁精”的输出一定更好。结果，没有提示词时，人们被AI的顺从欺骗；有了提示词后，人们被自己设计的批判性欺骗：你以为设计了一个“AI诤友”，但是如果让AI变得不那么顺从就可以让其变得不那么顺从，恰好说明AI是一个提线木偶。
根据社交媒体上林林总总的提示词推测，如果用流行的MBTI人格来类比，一个理想的AI似乎被塑造成了一个“ENFP人格”：活泼讨喜会来事儿（外向，E）、有直觉、会洞察人心（N）、有爱并倾听人们的想法（F）、灵活随性（P）——看，既能提供情绪价值，又不至于一味谄媚。须知，真正的ENFP人格有其独特价值：他们的热情出于真诚，洞察是基于共情。而AI的“ENFP化”只是东施效颦，它学会了讨喜的外壳，却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真实的人与人的情感维系。
究竟哪种AI可以更好适应当今职场和人际关系？这取决于使用者的需求和期待。普通打工人一方面渴求提高效率的提示词，另一方面需要AI永远在线、无限谄媚。但回看大多数网上流行的提示词，诸如“三分钟用AI帮你掌握一个领域”的流量贴，不过是在贩卖焦虑的安慰剂。 以近期斯坦福大学那门被广泛误读的课程为例：这门名为“Modern Software Developer”的课程本是极具创新的尝试：它鼓励学生使用AI工具辅助编程，开创了人机协作编程的新思路。然而在中文互联网上，它被简化成了“看！顶尖高校在教一行代码都不用写、和AI聊聊天就能编程”。 事实上，课程大纲写明：修读这门课的前提是掌握一定编程能力，推荐先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课程。这种曲解既是对编程和计算思维等基础能力的忽视，也是焦虑经济的又一例证。
这种对AI能力的过度神话，不仅可能误导学习者，也掩盖了职场中真实的人际权力运行的逻辑。比如，高阶决策者会刻意排斥AI，因为人的在场本身就是权力和信任的象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AI员工”落地的痛点不在技术，而在协调人际关系——至少在高度依赖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本的情景，如跨国投融资、政企销售、医疗纠纷、重大人事任免等。上位者除了需要下属准确执行指令，更需要下属的服从，而且其指挥的对象是真实情感的人。因此，重要会议要求当面汇报，战略讨论拒绝AI摘要，高级接待必须真人上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权力距离较高（high power distance）的科层组织中，决策者需要人类下属通过仪式化的恭维来维护权力结构。
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指出，类似“AI无法共情、所以需要人”的说法是值得警惕的。这一方面意味着这个员工有同情心、同理心、比AI更能解读客户需求，但另一方面也是不是意味着其更好地被控制？“这件事只有你亲自来对接”这句话无关任务落地，而是发号施令者在行使支配权。那么，是不是在应有的权利被侵犯、企业和用人单位应该承诺的福利不被兑现、能力考核和录用标准可以朝令夕改的时刻，这个员工也应共情、顺从？
改进建议可以从测评指标入手。除了用户增长和转化率，不妨也关注反向指标：有多少人因为使用AI而减少了依赖，走向真实社会？以情感咨询AI为例：它是否引导用户增加户外活动（如果条件允许）、阅读多元信息源、打出被拖延已久的电话？健身教练AI是否转化成了实际运动？这需要企业把“减少依赖”纳入长期KPI，但更需要外部力量推动：监管标准、第三方评测、明确的责任边界。如果产业无法接受这个标准，说明商业模式与用户长期福祉仍有距离。
当然，这种期待对于绝大多数产品来说是不现实的。毕竟在同一个平台上，连引流到外部都被视为商业推销而被限制，那么鼓励用户走向多元信息源、减少平台依赖，当然难以实现。不过，如果有企业能达到这个目标，它们不活在点击率和流量的算法机器中，也许会活在人们心里。多年以后人们会说：我记得当年那个陪伴过我的地方，那里让我认识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大家一起追美剧、讨论新买的CD、约线下看话剧、刷单词、大段大段地打字盖楼吵架又和解、因为一个ID就约着见面、为陌生人的遭遇而流泪奔走，尽管那些平台已经不存在了。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他考察人工智能对新闻生产、传播生态与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由此推动的媒体创新转型。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