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查思出版社这些年系统性地翻译出版了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以对抗英语世界书架上单薄的“中国想象”。前两年他们决定做一组当代优秀中国女作家的书系，出版人王英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征询意见，被推荐了一个并不算“出圈”的名字——姚鄂梅。
推荐理由很简单：她的中篇小说集《家庭生活》完全靠口碑加印了五次，豆瓣评分高达8.5，上榜2021年豆瓣“年度最受欢迎好书（国内小说）”前十，累计销量已超二十万册，堪称现象级文学作品。王英读完《家庭生活》后，当即决定在英国翻译出版。我正是在《家庭生活》的英国首发式上见到的姚鄂梅。短短几分钟交谈，便让我对这位看着低调、质朴的女作家产生了强烈好奇并约访。
姚鄂梅出生于湖北宜都农村，高考遭逢意外，去读了财会中专，毕业后在县城工作长达12年。她不属于任何“文学圈”，只有自己的“生活圈”，在业余写作的路上熬过长达10年的“投稿期”，直到作品得以在《人民文学》发表。在一步步写成职业作家的道路上，她还是一名单亲妈妈，坦然说自己其实“80%的精力都在女儿身上”，自嘲一直都是一名“业余写作者”状态。甚至，这么多年来，直到女儿今年去读大学，57岁的她才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今年，她的最新长篇小说《海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了“央视好书”推荐，还获得了《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长篇小说奖。
写作30年，姚鄂梅已是一位稳定产出、持续被核心刊物与重要文学奖项系统性确认的“实力作家”。她的作品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榜、收获文学榜，并获得《人民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等等，部分作品在英、俄、德、日、韩等国被翻译出版。
姚鄂梅显然不是靠一次高考“改命”的人，却在命运的颠簸里一点一点写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她以一种朴素笨拙的方式，在漫长岁月中维护住了写作的能量和方向，把“生活”写成一个作品系统，在时代的褶皱里完成了自己的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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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姚鄂梅出生在湖北宜都松木坪袁家垱，彼时这里还叫“高农大队”。这是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孩子从小就被视作“劳动力”，她回忆自己小时候，每年暑假都被农活占满。开学第一天，手会因为干农活太久，“连字都不会写了”，要适应好一阵。
姚鄂梅用“极度贫瘠”来形容自己的童年生活，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资源，都极度贫瘠。这种贫瘠，却也催生出了她强烈的“文字饥饿感”：“从小，但凡是有字的纸，我都会拿来读。”
她的家庭有耕读传统，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母亲是文盲。大哥二哥都非常会读书，也都考上了中文系。大哥比她大十岁，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他们村里建国后的第一个大学生。那一年姚鄂梅9岁，至今记得全村人都来庆祝这桩喜事。
但无论是姚鄂梅的哥哥，还是姚鄂梅自己，读书首先不是为了“逆天改命”，更多是源自两大内生的驱动力——上进心和好奇心。两个哥哥每年寒暑假都会从学校借回一捆捆的书——它们都成了少时姚鄂梅的珍贵读物。她是敏锐、早慧的，每逢假期哥哥们回家，她都能和他们整晚整晚地聊。
十六岁，姚鄂梅参加高考。学校用一辆敞篷卡车把镇上的学生一起拉去县城的考点。结果半路遭遇倾盆大雨，一车学生连同复习资料一起被淋得通透。她发了高烧，胆结石也一起发作。老师其实劝她次年再考，可那时通讯条件差，联系不上家长，老师也不能替她做主。她带病坚持参加了高考。考地理那天，胆结石痛得她直不起腰，只能向监考老师申请蹲在地上，用膝盖顶住腹部以缓解疼痛，勉强把卷子写完。
由这个细节我看到了姚鄂梅身上的坚韧气质，在身体与现实都不配合的时候，她并不怨天尤人，也不放弃，仍然能把该做的事做完。
成绩下来，姚鄂梅果然是没考上大学，但被调剂到了湖北省粮食学校（中专）的财会专业。当时的中专其实也很难考，是很多农村家庭梦寐以求的“机会”：能转户口，毕业还包分配。姚鄂梅的父母很满意，觉得能上中专也挺好，于是姚鄂梅来到了武汉读书。可真正去了之后，她开始后悔，她一点也不喜欢财会这个专业，她觉得自己还是该像两个哥哥那样读中文系，为此“抑郁了整整两年”。她说那两年最大的收获是，几乎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外国文学都看了一遍。是阅读和文学，在这段人生的暗黑期拯救了她，照亮了她。阅读于她，从来不是“装饰品”，甚至不是一种“趣味”，而是一种“生命的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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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姚鄂梅中专毕业，19岁。她被分配到当时的宜都县林业局，工作地点在乡村苗圃，但她还是希望能调到县城上班。一年多后，她进了县城一家当时效益颇好的工厂做劳资工作。工厂里有一个文工团，有一群非常活跃的青年，他们成了姚鄂梅最亲密的朋友。差不多同时，她加入了县城的文学社——这个谈文学谈写作的小团体，让她第一次触摸到：一种“和文学沾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姚鄂梅记得，在县城的邮局角落里，有《星星》《大家》《钟山》等诗歌、小说杂志。每次杂志一到，一群年轻人就抢着传阅，读完再聚在一起交流体会心得。她还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社员家里聚会，墙上贴满了大家创作的诗歌，门一开，墙上的纸片便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她说那是“奇妙的场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诗歌也锻造了姚鄂梅的某种精神底色。她虽然不以写诗为志业，却至今保留着读诗的爱好与习惯。大概从1988年到1990年，二十出头的她进入迟来的青春期，频繁从日常中“出走”。只要攒下一点钱，她就带着诗歌奔赴远方。因为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她那时候特别喜欢在火车站里听售票窗口前的旅人喊站名。那些陌生的地名，像是一种召唤。她最远去到了新疆，差点就想留在那里。
年轻的姚鄂梅完全没有“攒钱”的概念。别的同龄女孩都存钱准备结婚，可她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路上。“我一直都很自说自话的，从来不觉得做什么事情，要征得谁的同意。”
这句话听上去像反叛与任性，其实更像一种对“自我主权”的坚持。只是，频繁的出走终归惹怒了厂方。有一天，她收到大哥电报：“厂方欲除名，回否请权衡。”这份电报转达来自现实世界的“提醒”，却没有压迫之意，而是把选择权交给姚鄂梅自己——她第一次明确地面对“自由的代价”，并且要自己做出选择。最后，她不忍家里人担心，选择了“回归”日常。
后来，她去了县城的中国银行做文书工作。因为很早就学会电脑，她成了全行最忙的人之一——哪个部门找她帮点忙，她都愿意，天天加班也不觉辛苦。“发现自己有用，让我很开心。”她后来做到了办公室主任。
“贴地飞行”是姚鄂梅一部长篇的书名，也非常适合形容姚鄂梅自己。与其说“贴地飞行”是一种动作修辞，不如说是一种立场选择和生活姿态。心远志高，也得先把脚下的日子过稳，让自己拥有续航能力，才能在现实里为写作腾挪出空间。
随着中国银行的工作步入正轨，姚鄂梅有了更多“业余时间”，并开始了写作。为什么会如此渴望写作？她如此回答：多年的阅读和生活阅历，累计了蓬勃的表达欲。她想写出自己对世界的观察、思考，对世界的一点看法。
她庆幸自己单身了很久：“我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一旦早早结婚生子，我肯定会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承担家庭责任。”而在她观察到的婚姻故事里，触目都是传统婚姻与母职承担对女性时间、精力乃至审美的吞噬：“当时很多女性在结婚后都会像蜗牛一样，把整个家背在身上，觉得洗衣做饭是自己天职。但这些会占据你的时间、占据你的大脑，甚至摧毁你的审美，把你的心灵挤得满满的。如果一个女人想写作，其实真的不太适合婚姻，至少不适合太早结婚。”
事实上，姚鄂梅结婚要到2003年，35岁。这在那个年代的小城市并不常见。她自嘲不是那种“销路很好的女孩”：外貌普通，性格内向。关键是，她从不把择偶当成必须完成的“人生目标”。母亲1995年去世之后，家里也不再有人催婚。她感慨人这一生，有太多因素都可能会终止写作生命：工作太志得意满、深陷家庭责任、遭遇不可知的意外……说到底，“写作”最大的秘密，其实是坚持写下去。
最开始，她给地方报纸副刊写“豆腐块”。每获刊发，都带来快乐与满足，但这种满足很快耗尽，“我开始觉得那么写下去没什么意思。”她决定转向小说创作，也由此进入漫长的自我学习与磨练期。
当时还没有邮件投稿。她最早写小说，要用稿纸一页页手写；再去邮局抄各家杂志的地址，在信封写上“编辑老师收”，一次次寄出，又一次次收退稿信。她讲起那段日子，会提到电影《杯酒人生》里那个频繁被退稿的男作家：“接到退稿信的时候，心里很难受，可表面上又要装得若无其事。我太懂这样的状态了。”好在，那时候的编辑会认真在退稿信上写评价和建议，这些“反馈”成为她写作中最实际的指引：不断体会，并据此修改。倔强如她，从没动过“算了”和“放弃”的念头。每一篇作品被退稿，她都会再改、再投，直到某一天终于被刊用。
她作为一名作者的“投稿期”，长达整整十年。从1996年第一部作品获得刊载，她要一直熬到2004年，发表才终于顺畅起来。回顾这段“投篮期”，姚鄂梅心态平和，认为这是必要的准备期和磨练期。“没有捷径可走，我起点低，就是从投稿失败和阅读中慢慢体会，一直写、一直修改。现在回头看，文学并没有那么高不可攀和神秘，它就是个马拉松，关键是坚持。”我将这段解释理解为姚鄂梅的谦虚。
如她所言，一个作家的坚持当然重要，但一个作家真正稀缺的，除了“写下去”的毅力，更需要三种能力——感受力、洞察力与转化力。就比如她曾说自己的写作都是以“痛感”作为出发原点的，她只写那些在真实生活中让她感到疼痛的细节和故事，这就是一种超强的感受力。所以，她的题材始终贴着现实的“摩擦面”——县城生活、家庭伦理、教育焦虑、城乡流动等等。她是那种难得有双重视角的作家，一方面她是生活内部的人，另一方面她又能抽身，把日常当做社会机制的切面来读。所以她的敏锐不只是发现细节，更是能从细节里辨认时代——我看她的作品，时常会感慨其间穿透的社会学洞察力，像是对现实的持续“校对”。这种洞察力，源于天性——敏锐、早慧、好奇心强，同时也来自后天的强化训练：观察、阅读、思考，缺一不可。而十年“磨砺期”，则炼出了姚鄂梅过硬的“转化力”，或者说“写作工艺”——若不能将经验、想象、推演、思考“转化”成优秀的作品，一切仍是徒劳。
采访中，姚鄂梅承认自己是一个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对自己“其实要求很高”，每次都希望自己能写出一点“新”来。因为不如此，何以进步呢？“坚持写，并不难，难的是一直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她不相信那种停留于舒适圈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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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姚鄂梅离开宜都县城，来到了宜昌的中国银行。工作地点变了，但没变的是：业余时间几乎全都留给了写作。2003年，她因结婚迁徙到南京一所高校做行政工作，依旧坚持在业余时间写作——她形成了自己的“写作机制”。那时她白天上班，晚上做饭做家务，真正能写作往往要到晚上八九点之后，“所以，从来不敢在十二点之前睡。”写作已成为她日常的一部分，是她固定的劳动节奏，也是她一个人的精神漫舞。
尽管那时她的作品发表已经比较顺畅，她也在外界意义上成为“作家”了，可她一直没有一间书房，也没有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书桌——书房是先生的，她只能在卧室的五斗柜边上塞一张小桌，勉强摆下电脑。如今看，她倒觉得这种“挤压感”反而对创作有好处：太舒适会让人松懈。时间紧、空间挤、生活琐碎，逼迫她在脑内先把东西想透：散步、洗澡、做家务时都在构思；坐到桌前，专注地把已经成形的东西爆发式敲出来。
也正是在这几年，她的创作真正起势：在《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等刊物持续发表中短篇。2005年，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在《当代》亮相，这部作品也成为她与《当代》结缘的起点。这部小说写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所经历过的“精神青春期”，刻画了诗歌黄金年代的青年群像——它某种意义上也是她的“精神自传”。
在姚鄂梅的路径里，作品并不承担“迅速改变生活”的功能，它更像一种持续的确认——确认她并未被生活完全收编，确认她在日常劳动之外还保留着一条向内的、属于自己的探寻线索。
2007年，姚鄂梅的女儿出生。2008年，她得知上海作协与上海社科院联合开办文学研究生班，果断报名参加——对她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系统性补课的机会。那两年，她在南京与上海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写作给她带来一个机遇，进入另一个职场，在文学杂志做编辑。
事业顺遂的同时，她的婚姻关系却坠入冰点。不喜冲突也不喜内耗的她，掉头转向写作：“那段时间，我可以说是在疯狂地写。”
2011年，她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上海，开始了“身兼数职”的生活：本职工作、母职承担、文学创作，每一样都不能糊弄，“时常弄得自己很狼狈”。在当了三年的“多边形战士”之后，她决定辞去工作，当全职作家。她坦承：主要是因为这样更方便照顾女儿。
她每日接送女儿上下学，负责一日三餐，晚上还要陪作业，周末再陪上兴趣班。连数学辅导班，她都会坐在旁边听课——万一孩子没消化吸收，你要确保自己能给她讲。难怪她说自己“其实80%的精力都在女儿身上”。她也再次提到了自己的责任感，“既然把她生下来，那就竭尽所能地对她负责任。”作为一名全职作家，她把小家里唯一的书房给了孩子。
在姚鄂梅的身上，我其实一直都能看到两股力量扭绞在一起：既有坚定的自我主权意识，又有很强的责任伦理。无论是从“出走”中回归，还是独自扛起照料女儿的担子，都体现了她对责任的看重与背负，但同时，她永远也不会真正把自己的人生“外包”，无论是婚姻、单位，还是圈子、流行叙事，都没有彻底接管过她。
这两股力量，很多人只具备其中一种：要么追求自由但缺乏长期责任，要么责任感很强却把自我磨没了。可姚鄂梅两者都强，所以她的人生看上去似乎有点“拧巴”，却也让她获得了一种超强的现实续航力。她在伦敦时就告诉过我，她非常感谢女儿的存在，如果不是照顾女儿的重任在肩，或许她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动力和毅力坚持到现在。这种“矛盾挤压”，反而让她获得了为自己的选择“买单”的能力。
我问她怎么确保写作时间，她说主要靠“五个白天”。“晚上与周末必须都留给女儿，所以真正能写作的时间就是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在送完孩子上学、做完家务之后。”宛如一个工作排班表。一个写作的母亲在结构性限制中，为自己挤出了一点不被剥夺的写作时间。其实要争夺的不止是时间，还有注意力、心力，以及文学能力——它们都需要某种心理空间来保全。
这么多年来，姚鄂梅的写作一直在现实挤压之下进行。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相比，她拥有的自由度与空间确实更逼仄。但她并不把这件事处理为控诉，而是处理为方法和节奏。时间管理不止是方法论，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她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不等灵感、不等条件，而是在限定规则的“游戏”里稳定完成“任务”。
她甚至说自己十分享受单亲状态：“不用跟任何人交代，也没有任何反作用力，我一个人就能决定所有的事情，这种自由的状态，很适合写作。”
在姚鄂梅的写作路径里，作品并不承担“迅速改变生活”的功能，它更像一种持续的确认——确认她并未被生活完全收编，确认她在日常劳动之外还保留着一条向内的、属于自己的探寻线索。4
如果把人生经历看作一条线，姚鄂梅的文学观像这条线上的密集注脚。文学从哪儿来？她认为文学是从真正的生活里长出来的。“不是来自于体验生活，而是来自用心生活。”她认为“体验生活”这个概念“有问题”，因为体验往往意味着不必为后果负责——像短暂下潜，又迅速浮出水面；这种不需要为后果买单的体验，很难避免浮皮潦草。这种“轻”，不可能滋养出真正的好作品。
综观姚鄂梅的作品序列，她为何能把县城人生写得那么好，是因为她在县城生活过十二年；她写传统婚姻的腐蚀性，因为她背过一个家的负担；她写少年的教育焦虑，因为她多年亲自陪女儿“卷”；她写城乡流动中的农民工与“贴地飞行”的年轻人，因为她懂得从乡镇、县城一路向大城市挪动时那种抗争、焦虑、不安与疲惫。
她坚持好的小说必须带有批判色彩，否则就没有意义。“好的小说，不是告诉你怎么成功，而是让你看清楚：大多数人的人生就是这样——普通、挫折、反复，但依然有不可轻视的尊严。”
《当代》文学拉力赛的授奖词曾经如此点评《海燕》：姚鄂梅隐身静水流深的叙述背后，将全部光束投向一个平凡小城女性的生命史。原来，无声走过的路上也暗布惊雷，凡俗人生里也凝结着时代之变。这是千千万万“海燕”中的一个，从未在天际与浪尖飞翔过，然而，她在大地上找到了生的尊严。
我会觉得，这段话用来形容姚鄂梅的人生也是贴切的。她的生活路径，既是个人的，也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她不断的城乡迁徙、工作变迁、在婚姻中的进出、陪女儿一起“卷”的育儿经历等等。这让她有了一种珍贵的复合视角：她既能理解体制内的秩序，也理解县城的细密人情；既经历过“八十年代诗歌热”的精神亢奋，也经历过中年女性在家庭劳动里的时间贫困。她真正在大时代里用心地生活、也用力“扑腾”。而她用几十年的贴地飞行，证明了一件朴素却难得的事：贴地飞行，也有尊严。无论身处何等环境、遭遇何等挫折，她也从未把自己交出去。她既没有把人生交给婚姻、也没有交给单位、也没有交给所谓文学圈与成功学叙事——她把人生交给了一种更慢、更笨、更可靠的东西：每天一点点写下去，为自己挣得生命的尊严。
姚鄂梅的写作路径，让我再次确认：深刻的文学写作，往往并不生发于所谓“理想条件”，而更常发生在被挤压的现实之中。问题从不在于“挤压是否存在”，而在于一个人如何在挤压中不沉沦、不失语。虽然，直到女儿上大学，57岁的姚鄂梅才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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