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飞机所需的果断决策能力用在金融市场上能否带来高回报？伦敦一家小型交易公司借疫情做了一次实验。

严飞：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家唱主角。当经济水平达到一定后，会暴露出结构性弊病，这时需要社会学的声音和介入。

葛兆光：大清国运为何由盛到衰？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越来越凝固和僵化；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

直到不久前，苹果还把数字服务视为让用户忠于其利润更高的硬件业务的方式。但眼下苹果正在改变这一策略。

宋尚诗：拉金的《在缅甸寻找奥威尔》是一次超越绝望的写作。缅甸发生的一切表明，永远不要放弃希望而成为犬儒者。

盛洪：曼德拉执政时期，南非社会逐渐排解了种族仇恨的毒素，脱胎换骨。在曼德拉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向他致敬。

夏乐：“吉林转型报告”代表的经济自救努力是否值得付诸实践？该药方是否足以扭转吉林乃至整个东北不振的局面？

为了应对四大挑战，中国制造业转型从四方面出发，即用途人性化、生产自动化、产品智能化和竞争差异化。

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合伙人陈兆丰认为，企业转型需围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资本充裕下的“买买买”风险很高。

张千帆：极权主义是极难维系的，但威权（或后极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某个版本的威权走向民主也很难。

阿尔叶海亚：一些人批评穆罕默德王储的“愿景2030”不切实际。但如果这个艰巨使命能最终完成，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当今这个时代定义为“第四沙特王国”诞生的时刻。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雾霾等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中国缺少人民能够参与决策并监督政府的制度，以至不能制定和落实能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政策。

FT专栏作家哈福德：照顾经济转型造成的输家，大致有三种方式：设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帮助他们改变自己，找到新工作；直接给钱。

苏梦夏：在1990年代的政治分化之后，普京通过扩大政治参与、推进国民团结恢复了稳定，但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稳定与创新之间达成平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笑蜀：民主化不可能是孤立的进程，有赖现代文明的整体推进。民主是文明之果，是文明哺育民主，民主反过来再深化文明，而不是相反。

那些因关注工业部门困境而看空中国经济的观点正在遇到挑战。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服务业的崛起，聚焦铁路货运和钢产量等“旧经济”指标的思维，只能令人们看清中国经济的部分现实。

FT中文网撰稿人北溟：中国经济政策可概括为“名义上稳，看上去松，实际上紧”。这种名实不符的错杂形势造成很多伪命题，最典型的就是“稳增长与调结构何者优先”。

瑞银中国证券研究主管侯延琨：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境遇究竟如何？哪些能胜出，哪些又可能退出舞台？随着政策从外资向本土倾斜，外资企业必须调整经营策略。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抗战胜利70周年引发了台海两岸大争吵，其背后透露出的深层涵义，值得当代中国人反思。如今，中共已转轨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国民党道统中，而国民党则转型为以本土选民为基础的政党。若北京继续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台湾交谈，不啻是用文言文对90后做广告。

世行报告称，中国正向可持续性更强的模式转型，未来几年放缓既在预料之中、也在有序进行。不过中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在金融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眼下一个有趣现象是：其他新兴市场股票仍与中国经济紧密捆绑，但中国国内的股票却已经与本国经济脱钩。难怪有人提议，想获得对中国经济的敞口，不如押注他国股市。